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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30多年前──1971年8月4日深夜，一个永远使我难忘的清华园之夜。就在那个深夜，25岁的我竟感到了人生的绝望，我在清华园一个实验大厅──当时被“四人帮”的爪牙强行改为汽车厂的总装车间，决心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是什么居然使我走上了这条绝路呢？这当然和“四人帮”把持下的清华园的黑暗环境有关。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清华的几千名教师被赶到江西血吸虫最严重的地方强迫劳改，全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可想而知。但当经历了30多年后再去反思，我觉得问题不能仅仅从外部环境去找，可能更重要的还要从自己内部去找。因为当时与我命运相同的知识分子千千万万，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遭遇的厄运更要远远超过我。而我在首都北京，在清华园，在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我1970年毕业就留在了即使在当时也应该是风光如画的清华园。
因此，要找问题还要从我自身的原因去找。这原因除了一定的生理原因外，主要是自己的心理原因──一种消极的心态，悲观的心态。
当时由于一些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因素，加上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消极的心态思考问题，结果使自己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而得了抑郁症后，我看问题的方法更消极、更悲观了，甚至认为自己一定无药可救了，再发展下去一定会变成精神病了，于是导致自己那一晚上悲剧的最终发生。
那晚我在总装车间大厅值班，我那被严重的抑郁症困扰着的身体已疲惫不堪。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分钟都无法入睡，脑袋几乎要炸了一样，生活对我来说已变成了恐惧和煎熬。于是我下了最后的决心。
记得当时我在一张纸上留下了这样的话：
我被无穷的矛盾包围住了，我努力挣扎，但怎么也挣扎不出来，我陷入了危机……
写完后我便在阴森可怕的大厅里找到一根绳子，把自己真的挂在了大厅和里面套间相通的高大门框上。万幸的是，绳子断了，我摔了下来！我像被惊醒了似的，怎么？真这样！不行！怎么能这样呢？我内心本能地搏斗了起来。但我刚要爬起来，随手一摸，手上粘乎乎的。借着昏暗的灯光一看，满手是血，我知道头摔破了。头摔破了怎么办？去校医院？深更半夜我怎么说得清楚，更何况我本已极度自卑，害怕见人。
于是我用剩余的绳子又第二次、第三次……
也许上天有眼，不想让我离开人世；也许上天上还有什么使命要我完成，几次绳子都断了，我都摔了下来。
到第三次摔下后，我已血肉模糊，气息奄奄，我感到我只此一路了。
我吃力地爬到里面套间。那里边有漆，是汽车总装后喷汽车用的。我知道自己离生命结束只有一步之遥，把漆倒进去，也足以致自己于死地。
但漆没找到。地上好像有一个沙坑，我使劲把沙子往嘴里塞；可还有一口气，我用头往水泥墙上撞；生命是那么顽强。
最后，我的手在黑暗中摸，似乎摸到一个瓶子。我不管里面装的是什么，就用最后一丝气力，拧开盖，把里面的液体倒进自己嘴里。我一下子感到火一样烧了起来，我昏死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工人发现了我，我立刻被送到了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当时，我已神智不清，呼吸困难，生命极度垂危。
那我究竟喝的是什么？因为只有弄清楚，医生才能进行相应的处理。医院派人到出事地点查，回来报告说我喝进的竟是98％的浓硫酸！当时，我的口腔、咽喉、食道、胃都在受到强烈的腐蚀。我一个人在抢救病房，气管切开，屋里紫外线消毒，门外一块白布“谢绝探视”，我的生命随时处在危险之中……
以上这些，都是我的病友后来告诉我的。
死而复生
各位朋友，这就是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
而就从那一夜开始，我的肉体和心灵变成了一片废墟。不少人认为我肯定没救了，救过来也一定残废了，不残废这一辈子也一定变成药罐子了。
然而，连我自己做梦也不会想到，经历了这样一种几乎九死而无一生的绝境──这是我中学时的班主任林新枝、程洪达老师知道后无限感慨地说的──以后，我又经历了住院累计二三年、全休累计四五、全身开了三刀、身心伤痕累累的人生困境后，30多年后的今天，我不仅没有死，也没有残，也没有变成药罐子。相反，大家看我现在──我现在站在这里与你们侃侃而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一口水也没喝，一张稿也没拿，大家看我气色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嗓音怎么样？精神怎么样？大家想，我能有这种变化，我心里能没有各种强烈的感受吗？
因此，在《生活时报》心理版编辑依然女士对我的访谈中，她问我是怎样走上演讲演坛的。我告诉她，我走上演讲讲坛，就像一个作家内心积蓄了大量感情需要宣泄、需要倾诉、需要喷涌，其情景是完全一样的。
那说到这里，你们也许要问，究竟是什么使你能有今天？
我觉得我能有今天，当然有各种原因，但这里最关键的是在我生命最黑暗的时候，我竟得到了如此多的爱。
我还记得在我精神处于错乱的边缘时，我的主治医生齐国英大夫在我耳畔声声“小周，小周，”的呼唤。当时我眼前出现的是一幕幕人们要调查我、批斗我，说我“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幻觉。但我睁开眼睛，齐大夫慈爱地看着我，还有我高中的老同学赵惠中也在一旁，两个人在我眼里像一张双人照似的。齐大夫慈爱地对我说：“小周，大家都说你很坚强。”我当时听了很纳闷，怎么，我出了这样严重的问题还说我坚强。我不安地回答说：“我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要不得。”因为我当时脑子里还在批判自己，认为自己之所以这样，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结果。
我还记得经过多天抢救、点滴、半流质、流质后，我第一次能吃软质食物时的情景。当时，负责送饭的胖呼呼的徐大姐特地给我做了一碗热腾腾的挂面，还在上面打上两个鸡蛋。我好像觉得徐大姐捧着那碗热腾腾的鸡蛋挂面，满面微笑地送到我床边的镜头，现在还在我的眼前。
我还记得不知多少天后我第一次大便的情景。可能由于长期不解，我的大便已干结在那里。我记得我蹲在我弟弟给我端来的便盆上，一身虚汗，但那干结的大便既出不来，又进不去，使我一时有说不出的狼狈。后来，是值班的毛节明大夫用自己的手抠出了我干结的大便，帮我摆脱了又一次尴尬的困境。
我还记得在那段我人生最困难的时期，我清华同班、同一年级一起留校的同学聂孟喜、高晋占、梁青福、陈乃祥、施祖麟、王家振、张学学、密涌民、李仲奎、卢达容（现在他们几乎都成了清华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等一次次来探望我；我所在总装车间的工人师傅和同车间留校的同学分三班倒轮流为我值班；我的三姐夫王旦生和我的大弟弟春园特地从上海赶到北京，日夜守护在我的身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安慰，都是鼓励，都使我感到人间还有那么多温暖，人世还那么值得留恋。
我还记得我复旦大学的老同学沙似鹏闻讯后给我写来的长信，那信中有一句话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将来对于你还是一张白纸，你可以画上最美的图画，写上最美的诗篇！”
我还特别记得我在医院抢救了许多个月后回到家乡的情景。我出了这样的事，对我的父母打击有多大呀。但我回家后，我没有听到一句怨言，一句责备。相反，没有文化的父母用他们默默的行动，用他们一天天给我端上的无数碗鸡汤、鸭汤、荷包蛋，表达了他们对自己儿子最深沉的爱。而我的四个姐姐、二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家乡的无数亲朋好友对我的一次次探望、一句句问候、一席席谈话，也使我终生难忘。
……
朋友，我出了这样的事，可我居然还能置身于这样的温暖之中，这样的情谊之中，这样的关爱之中，我内心怎么能平静、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因此，当后来张海迪事迹出现后，尤其当我看到报上说她也曾有过轻生的念头时，我满怀激情地给《中国青年报》去了一封信。没想到我那封信大部分给登出来了。在那信中，当我谈到自身的经历后，我无限感慨地说：“即使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我们的人民还是善良的……”
当然，当我讲到这儿，我也不能不提到一位温柔、善良、可爱的回族姑娘的出现，以及这位姑娘的出现所给我带来的巨大精神慰籍。因为如果没有这位姑娘的出现，我也许不会有今天。这位姑娘的名字叫刘雅冬……
由于时间紧张，我们下次再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