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至1985年期间,彼得-杜拉克先后到过日本二十三趟之多,主持政府高阶官员、企业CEO(社长)经营管理研讨会,每次以5至10天不等。某次会中有位社长问到:“我们来学习西方的管理有用吗?”只见杜拉克不假思索地回应:“没用!”这位社长接着说:“既然没用,我们为什么还要来学呢?”
杜拉克则回答:“除非你们能将西方的管理本地化,成为日本式的管理。”
如今,日式的管理文化渐具成形,使得将近十三年之久的泡沫经济还能幸免于难,居功厥伟!
反观中国企业一心一意想成为GE第二、英特尔第二、微软第二、可口可乐第二、戴尔第二、沃尔玛第二、三星第二等等。不知中国CEO是否也想成为杰克-韦尔奇第二、安迪-格鲁夫第二、比尔-盖茨第二、李健熙第二等等,我们不得而知。但根据笔者二十年来的观察与研究发现:这些世界级的CEO之所以能叱咤风云、呼风唤雨,不是他们智慧超人、无所不能。反而是因为他们都能体会到自己的渺小、团队的伟大,所以能做的事不多。他们专注于自己所能做的一二件重大事情上,透过“有目的、有条理、有系统”的工作,其余则须仰赖于“经营团队”的总体表现,发挥其相乘的成效,因此,他们都共同拥有“做对事情的能力”。
事实上,企业国际化、品牌国际化,挤入世界500强,都只是“做对事情”的必然结果。可是究竟“做对事情的能力”是什么呢?简言之,找正确的人,摆在正确的位置,协助他做正确的事,才有较正确的成果。
首先,CEO要冷静地问自己:“我对于我们的集团能有何贡献”?“我的能力是否足够领导我们的集团”?“我们的集团未来的危机在哪里”?假如CEO能有绝对的客观,体察现实,认知自己的长短处,并作出百分之百的贡献,才是“做对事情的能力”的开端。
其次,CEO不能只带领一群奉命行事的高阶主管,也不能仅拥有懂得迎合老板胃口的伙计,他必须建构一个专业分工、强而有力的“经营团队”。
诚如杰克-韦尔奇所言:“我既不会制造,也不懂设计,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打造一个256位的‘高阶经营团队’,且每季考核一次,一年四次,以确保高阶经营团队之有效性。”
又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只要留下265位卓越的官员,四年后我们依然能建设一流的新加坡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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